《Transcendence and the Fax Machine》,也斯

我今年三十七歲,獨身,在文化研究院當助理研究員,工餘在財務公司兼職,閒來的嗜好就是閱讀佛經、聖經、以及可蘭經。我過去本來是搞英美文學的,但本地學者搞了個中國學派,書目學大盛,我跟他們交情不好,每次編甚麼書目和選集都把我的名字排斥出去。漸漸就覺得書目無處不在,做甚麼事總覺得有大筆在頭上一揮,叫我變得無影無蹤。後來就亂看書,訂閱法國的雜誌,包括其中有專講宗教與文學的,也許講宗教的人比較包容,偶然寄稿去,居然還有回音。

我保持獨身只有一個理由:我與人在感情溝通方面不大成功。三十五歲以前,我碰上每個女孩子都看到各自不同的好處,把她們想得太好了,都找到可以愛她們的理由,結果當然吃盡了苦頭。三十五歲以後,作為補償,碰上每個女孩子都看到她們很多缺點。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不再愛上任何人,心湖平靜,可以快快樂樂生活下去了。

但事情總有例外。

一個微雨的黃昏,我和攝影師朋友邊昇喝了兩杯,我說起幾個月後法國教授們有一個「文學與超越」的會議,邀我編一些資料、寫篇論文,但信件往還需時,委實不方便。阿昇力主我買一具傳真機。後來,走在銅鑼灣街頭,大家都有點輕飄飄的,他忽然說:「你不是想買Fax機嗎?」便帶我走進一爿電器舖去了。就像我過去認識的女孩子們說的那樣:你若無目的地走在銅鑼灣街頭,結果一定是以購物收場。因為阿昇認識店裡的大塊頭,所以我身上不名一文也沒關係,我踏出店門的時候就不再是單身的,我帶著傳真機回家了。

她的外貌也平平無奇,但不知怎的越看越順眼,大概是日久生情吧。傳真機就是用來把文字傳真的機器,本來對此不必過分誇張。但從此我寫了甚麼不用隨街跑,到處去研究玩具似的郵箱是真是假,不用在關了門的郵政局前面頓足,不用沿著熱鬧的電車路尋找一個地方寄託我手上燙熱而且隱密的心聲,不用像孤魂野鬼那樣到處浪蕩,或者到甚麼傳訊中心或外國記者俱樂部逢場作興,不用在悠長的周末或是周日發愁。即使外面的世界充滿了欺詐,人際的傳訊充滿陷阱,至少我可以肯定,當我回到家裡,她總是在那裡,忠實地吞吐資料,是我與遠方一個可靠的連繫。

把一張紙放進去,它的靈魂會在世界另一端出現,這真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我對文字的熱愛不必讓步給瞬息消逝的聲音,私人的想像可以隱密地覆過來只向一隻黑色的耳朵傾訴,再粗魯的海關也沒法截停檢查空中的電波,而我與屬靈世界的精神往還竟可以具體地留下物質性存底,令我對自己心靈的軌跡有一個傳真/全真/存真的記錄。日後即使記憶力不佳,我也可以肯定地回溯心靈底留痕。另一方面,我亦避開了人世的紛擾,不用從電話裡聽人的嘆息、看漣漣的淚滴,小器和妒忌在紙上不若像在人的聲音裡那麼容易糾纏上身,我也不用接聽壞脾氣友人的電話,不會被突然擲電話的舉動震得耳膜發痛。真的,一具傳真機重新調整了我在世界上的位置。我放心睡去,在夢中依稀聽見她咿唔的聲音,就像使我安心的音樂,令我覺得一切再沒有後顧之憂。

我逐漸開始有點依賴她了。我已不慣動感情,但因為她看來天真,沒有機心,她自然變成了唯一可以信賴的朋友。在白天辦公室政治的鬥爭裡我禁不住思念她,想著它開朗的臉孔、想著她好似代表一種比較真實的溝通、放工以後我就只想對著她。我弄了一盆意大利粉或沙律,倒一杯紅酒,對著她就感到釋然。我們可以一起聽音樂或者晒太陽。只有她支持我與超越世界的往來。沒有訊息的日子,我把寫下的字句放進去,自然就會複印出來。「浪漫主義詩作中的超越觀念……」、「康德對於雄渾觀念的看法……」等等句子她複寫出來,印在帶著她獨有氣息的紙張上,就彷彿聽到她的附和,得到她的讚賞,給予我莫大的信心。

正因為這樣,第一次矛盾也來得格外令人痛心。傳訊的中途突然沉默,彷彿對我的論文提綱提出無聲的抗議,幾張紙疊在一起匆忙輾過去,是不是嫌我的話說得太長了?我連忙從地上搶回原稿,換一個角度重讀一次。是的,也許第二、三點可以合併一點,第二頁的中段或許可以刪去,某些問題是不是太抽象了?結尾,對了,結尾可能是有點玄虛,對於年輕一代來說--我沒忘記我的傳真機是新一代的產物,無疑多少帶著她們那一代的價值標準--或許是太肯定、或許是太遙遠了?於是我坐下來重新修訂一遍。最後的定稿從原來的四頁刪為三頁再傳一遍。雖然後來也出現了OK兩個字母。但我一直不肯定文稿到底傳到了遠方沒有?傳真機今天的沉默和罷工是不是在抗議甚麼?我懷著忐忑的心情,推想了許多理由。

然後又好像沒有甚麼事情發生,直至兩三個星期後,當我把信和一份書目傳到遠方,中途又再出現故障。在第二頁的中間又再停下來。而當我拔出原稿,放回原位,打算再傳一次的時候,捲筒的紙張開始移動,機器接收外面傳來的新訊息,打斷了我虔誠的報告。逐漸舒展出來的白紙上,我看見了各種各樣的訊息:移民廉讓的家具、二手汽車、你需要找一個可靠的鐘點女佣嗎、烏冬麵、絲苗白米、的士附加費。它們像一列連載,在敘述另外一個故事。我仔細閱讀,肯定不是遠方的宗教團體傳給我的回音,或許是哪一家廣告或傳訊公司知道了我的號碼,傳給我的福音吧。

惡作劇?也許不一定是惡作劇。第二次當我接收到這些訊息,我就想:他們選中我是不是有甚麼特別的意義?我用上更多的時間,仔細閱讀其中的符號。他們跟我傳真出去的文稿好像沒有任何關係,但也好像不是沒有關係。但那是怎樣的一種關係呢?我反覆閱讀,那些廣告連綿地傳出來,我沒有機會把心意傳到遠方了。

唔唔的聲音終於停下來,外面傳進來的東西告一段落了。我拿起擱在一旁的文稿,想把它放回傳真機上去。就是不知為甚麼有點不放心,想把它拿起來再看一遍。在看過剛才的東西以後,對現在手中那信中所說的論文計劃就禁不住想修改一下,總覺得不夠簡潔、背負深重的東西還是太多、帶著太多理想主義的色彩,因而顯得有點飄渺了,於是我又重新修改一遍。

但當我把信傳給神父,一個不小心,卻把修理水喉的廣告也檢起來放到機上傳過去。這還不止,我決定依廣告上的傳真號碼,傳過去一個訊息,叫他們不要每天把那麼多廢紙傳過來,竟然又誤將給神父的信也傳過去。我們都是工作壓力太大,每件事都到最後一分鐘才完成。匆匆忙忙傳完以後,才發覺釀成大錯,但卻又無法挽回了。兩邊的反應差不多相反,崇高的批評家覺得我在超越的忖想中加進了俗世的綽頭,有「輕」、「薄」的傾向,對此表示關懷與憂慮。廣告公司的回條當然簡短而非人化,但也顯然對其中牽涉另一世界的思考表示不耐煩,這過分的沉重似乎教他們尷尬,不知從何說起。在廣告的世界裡是沒有文字去說及這些事的,但他們冰冷的語氣裡顯然暗示我是個脫離現實的宗教狂。

論文比想像中難寫,不僅因為論文一般難寫,而是我在現世的糾纏太深,很難挪空腦中一角去重整我那遙遠的想望。辦公室裡的鬧爭、母親的風濕病、要趕著完成的下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迫得我透不過氣來,神父和教授都傳來了信,截止日期近在眉睫,他們擔心我怎麼沒有了消息。我吃力地絞盡腦汁完成一封卑微的回信,解釋我的處境。我按了遙遠的號碼,傳真機傳來一下響號,但總是接不通那邊。好像向遙遠的太空的星球發出訊號,但卻在縱橫的光影聲色交錯中迷失了方向,不知落向哪裡了。

我一連幾晚通宵,終於還是過了截稿日期一天,才勉強完成初稿,而且還有幾個註腳未弄清楚,內文有幾個觀點還可以發揮,但我已經筋疲力盡。爬到傳真機前面,抬起頭來,看見掛鐘上的時間是凌晨四點半了。

我把猶溫的原稿緩慢而溫柔地放進傳真機裡,盡量小心不要弄痛她。我輕輕移動紙張,按撫纖小的按鈕,伏在她上面靜靜地等待,因為這是我與遠方屬靈世界的唯一溝通,我虔誠地希望一切不要出錯,訊息可以傳達,又能接收回應。我期待那呼叫的訊號變成接通的訊號,發出歡快而舒暢的樂音。我移動文本,調整位置,想尋找一種更適當的連繫。但始終是一下一下叩門與呼號,好像在向遙遙的遠方呼喚,在太空飄浮尋覓不到歸宿,某些敏感微妙的東西始終連絡不上,神聖的門沒有打開,把我容納進去。

不要緊,我們再嘗試一次。我想像那些崇高的法國神父教授們,正處在風光如畫的法國南部,欣賞落日的美景,唱著讚美詩,沒有了我們這些凡人的煩惱。讚美詩的歌聲迴響不斷。我實在太累了,睡了又再醒來,葡萄酒的芬芳,印象派的色彩,我醒來又再睡去,又再醒來,我討論文學與超越的原稿始終沒法傳出去,傳到遠方去那。而逐漸我的傳真機開始閃著紅燈,紅燈然後綠燈,然後另一盞紅燈,她發出各種古怪的咕咕的聲音,然後冒出一縷白煙,她生病了!

我手足無措。截稿日期已過了,我當然希望趕上,與我相信那美好的超越世界有個連繫,把我的理想與人溝通。但另一方面,我很強烈地感覺,最重要是照顧眼前這俗世的傳真機,在她最需要我的時候,如何幫助她度過難關,令她痊癒過來呢。我嘗試推拿和指壓,又餵進各種溫和的紙藥,探測脈膊和心跳,我隨手把所有的紙張用以試機,幫助她的腸胃通暢,論超越的文字混和了食療和修理水喉的指示,我探測經脈,輕按穴道,這混雜的文本暢然通過,我不知道它們會傳到哪裡去,收到的人又會有甚麼反應。我也管不了這麼多,身處在超越和傳真機中間,我所能做的也只有這些,我只能盡我的能力在我的限制中做最迫切的事,希望能從這裡找出一條生路吧。

一九九O年十二月‧原刊星島日報《文學周刊》,後收入再版《布拉格的明信片》(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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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易以聞

電影研究者,著有《寫實與抒情 : 從粤語片到新浪潮》及《夢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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