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裏淘金的快樂

「我從五十年代一班上海南來影人的口述歷史開始,系統地追索五六十年代香港電影發展,在這麼大的畫面中尋找故事,當中自然有很多糟粕,像沙裏淘金,而當中又真的是金!發掘的過程是非常有趣,而且是永遠也不會完結的,因為這並不是一張固定的圖畫,而是有機、有生命力的。」──黃愛玲

這是二O一二年《明報》一篇對黃愛玲的專訪。[1]那時她已離開電影資料館,以過來人身份回憶當時點滴。而我更記得的,是早些年前,從林奕華面書上看到一個他主持的電視節目。在對談裏,黃愛玲如數家珍地介紹電影資料館的工作,也分享了她作為研究主任的各種苦樂。那段視頻現在已找不到了,但我忘不掉裏面她說的一句話:「我們每天都在跟時間競賽。」影片結束,小屏幕前的我忽萌生一股感動。大概是因為自己從商學院畢業一年以來,對當時的工作愈來愈迷茫。於是便想,與其每天昧着良心做事,不如將精力放在一些更有意義的地方?

但那一年多,館方沒有空缺。

後來舒琪與何思穎先生號召成立「香港粵語片研究會」,二話不說答應了。幾個年青人,在他們的帶領下,用工餘/課餘的時間,學着用深入一些的角度,發掘粵語片被當時主流忽略的光采。沒有官方的資助(甚至根本沒有任何資源),大部份資料都是二手,甚至三手的──現在回想起來,許多「發現」其實只是將前輩們的觀點重提,或者加以析述。但從找片看片、尋找與之相關的文字資料,到梳理整合影人或機構的創作脈絡,「沙裏淘金」的樂趣,也開始領略一二。而在這樣的過程中,除了資料館本身的放映與從街上淘來的影碟外(那時還未流行將整部電影放上Youtube),黃愛玲與一眾前輩們多年來編輯、書寫的各類文獻,便成為我們研究的重要參考。

一九八六年,第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舉辦「粵語文藝片回顧(一九五O—一九六九)」,是繼第二屆(「五十年代粵語電影回顧」,一九七八)、第六屆(「六十年代粵語電影回顧」,一九八二)後,第三次為粵語片進行專題放映。黃愛玲為回顧展專書寫下長文〈弱質娉婷話女流〉。文中,她借用法國女性主義學家茜蒙.狄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理論,審視當時選映的一系列粵語片,相當尖銳地指出了它們對於男女關係「那極端保守和道德主義的一面」,並認為在其一貫的大團圓結局中,女性的幸福往往被定義得「充滿了欺詐性」。[2]但她沒有因此而對粵語片全盤否定。在對《紅菱血》(唐滌生,一九五一)、《原來我負卿》(楚原,一九六五)、《寒夜》(李晨風,一九五五)等幾部作品的論述裏,她還是讓讀者看到編導細意經營,而且不落俗套的部份。在這篇三十多年前的文章中,她已親自示範,要從沙礫中淘出金子,首先必須眼光細膩,不能以偏蓋全。

時間一下跳到二○○一年後。在她擔任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的九年間,大量影人口述歷史的採訪與整理、專書的編輯及出版,皆為香港電影研究帶往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由她主編的十多部專題文集,涵蓋了從長城、鳳凰到邵氏、國泰、光藝等機構,以及從張徹、李翰祥到朱石麟、李晨風等導演,無分左右;國語片、粵語片兼收並蓄,可說是展現了五六十年代香港電影最金光燦爛的部份,成為我輩認識香港舊電影的主要線索。尤其在粵語片方面,這一系列出版物告訴我們:粵語片不只是草根情懷,也不只是深宵電視機上給失眠者解悶的剩餘物。它有自己的時代性與歷史價值,也有條件引申出具洞見的論述;而它的精華,更可以走出香港,與世界電影史接軌。香港電影研究,從此給賦予更明確深刻的意義。

在這段日子裏,黃愛玲在約稿和編輯之餘,也為自己的研究寫下了不少甚具份量的綜論文章。單說粵語片方面,〈從中聯到光藝〉(二○○六)細述一九五五年成立的光藝公司從早期中聯(一九五二年成立)的寫實、反封建傳統過渡到六十年代以現代筆觸描畫摩登都市的歷程;並藉此特寫秦劍、陳文與楚原三位光藝主要編導的作品在此承上啟下過程中的轉變。〈漫漫長路──李晨風的文藝電影探索〉(與何思穎合寫,二○○五)則將李晨風整整四十年編導生涯的主要作品娓娓道來,並以他留下來的導演筆記,印證了這位粵語片影壇最具文人氣質底編導的作者風。〈堂前飛燕 橋畔寒梅〉(二○一一)更以白燕、梅綺兩位粵語片最重要的女星入手,藉各類文獻對二人在真實世界生活的描寫,與她們的銀幕形象互為參照;其研究的方法與角度,跟早年的〈弱質娉婷話女流〉大異其趣。但最教人印象深刻的,也許還是收錄於《粵港電影因緣》(二○○五)的〈夢中曾相識——香港電影中的廣州回憶〉。說是夢境,她卻在行雲流水般的回憶中,以十多部電影的「廣州」印象為介,將三十到六十年代大半個粵語片歷史陳列出來!文字看似輕盈,細讀之下,卻見其力拔千斤的功力。

提起這篇〈夢中曾相識〉,又不得不講句題外話。很多人說黃愛玲的文字傾向「隱惡揚善」,多寫事情美好的一面,而不寫自己不喜歡的電影。這在大部份時候是對的,但也不是全對。例如在〈夢中曾相識〉,當提到楊捷編劇、關文清導演的《空谷蘭》(一九五四),她便有以下論說:「作為一部電影,《空谷蘭》拍得很不平均,前半部強,後半部弱。……下半部故事移去了香港發展後,便顯得牽強乏力,無以為繼,尤其是白燕扮老裝去接近兒子的一大段戲,一點說服力也沒有,彷彿編導對香港這部份的故事完全失去了興趣,隨便搪塞了事,平白浪費了一部電影。[3]她從未忘記,自己是位研究者的同時,也是一位影評人(儘管她常打趣說自己不稱職),無須為推廣電影而硬將糟粕說成金;重要的是如何將觀點說得清楚,以理服人。這位常將夢掛口邊的作者,在寫作時,心底其實澄明如鏡。

離開電影資料館後,她仍偶以客席身份參與館方的映後座談,並為其撰寫研究文章。譬如二O一二年,一批曾被認為已散佚的戰前舊片在三藩市出土,她便應邀就盧敦導演的《天下人間》(一九四一)寫下〈天上人間的好男好女〉(二O一五);之後又有配合秦劍編劇、胡鵬導演的《烽火漁村》(一九四八)而寫下的〈漁光點點──從《烽火漁村》到《南海漁歌》〉(二O一五),為五十年代粵語片左翼寫實傳統的源流上溯到更早段的例證。發掘電影的過程、沙裏淘金的喜悅,真的永遠也不會完結。

而且她從不放棄。儘管她屢在不同出版物的序言中戲說自己懶散,她對電影的熱情、對香港(還有中國)電影研究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記得數月前,她意外跌傷了手骨,卻在手臂仍紥着托套的情況下到電影資料館主講關於韋偉的映後談。當晚朋友在臉書貼上照片,訝異之餘,心中不無欽佩。甚至我們後來知道,就在離世前一天,她還在中央圖書館參與費明儀女士的紀念講座。這份近乎燃燒自我生命以貢獻電影研究的熱忱,也教我想起五年前告別人間的也斯。二O一一年八月,粵語片研究會成立那天,他應約前來參加成立禮及研討會。在門外帶他進會場時,我察覺到他臉上細小的傷口,知道當時他正與病魔抗衡。當日我沒多問,他卻如常談笑風生;往後數月仍見他積極出席各種活動,還發表新作。他們本有足夠理由養尊處優的。但對電影、對文字,他們不願放棄。

「我們每天都在跟時間競賽。」

相對之下,自己近兩年來因種種事由,研究的工作跡近半途而廢。乍聞噩耗後,憶起那段失傳的畫面、憶起當時心中的股動,哀悼之餘,心中有愧。

二O一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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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林喜兒:〈黃愛玲觀影‧經營觀影志業〉,香港:《明報》,二○一二年二月十二日。

[2] 黃愛玲:〈弱質娉婷話女流〉,李焯桃主編:《第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粵語文藝片回顧(一九五O—一九六九)》,香港,市政局,一九八六年,頁廿六。

[3] 〈夢中曾相識——香港電影中的廣州回憶〉,黃愛玲編:《粵港電影因緣》,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二○○五年,頁一九四。

 

About 易以聞

電影研究者,著有《寫實與抒情 : 從粤語片到新浪潮》及《夢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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